本欄將針對實務常見之重要爭議 與您分享
| 標題 | 精神或智能障礙之行為人科刑應否受兩公約之拘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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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 2014-03-29 | 類別 | 刑事類 |
| 內文 |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289號刑事判決要旨
我國於九十八年五月十四日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合稱兩公約），立法院隨即制定兩公約施行法，並於同年十二月十日施行。上開施行法第二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之效力。第三條規定，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第一項明定：「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第二項亦規定：「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刑。」。另依西元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決議批准公布之「保障死刑犯人權保證條款」第三條，明確規範對於精神障礙者不得執行死刑；再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復於西元二○○五年之2005/59 決議第七項，進而要求所有仍維持死刑之締約國，不得對任何精神或智能障礙者判處或執行死刑（原文為：《The resolution》 Urges all States that still maintain the deathpenalty……（c）Not to impose the death penalty on a person suffering from any mental 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or to execute any such person）。嗣於西元二○一三年對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落實國際人權公約初次報告之審查國際獨立專家通過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五十七項，仍要求我國直到完全廢除死刑之前，應嚴格遵守相關程序及實質之保護措施，特別是心理或智能障礙者不得被判處死刑或執行死刑。均已明確宣示我國刑法雖得科處死刑，然人之生存權，應受法律保障，死刑之剝奪生命，具有不可回復性。且現階段刑事政策，非在實現以往應報主義之觀念；除應重視社會正義外，更應重視教化功能，期行為人能重新適應社會生活。除非犯罪情節最重大之罪，手段兇殘，罪無可逭，顯然無從教化矯正，否則不得科處死刑。尤以心理或智能障礙者對於刑罰之理解不足，實際上與未成年人無異，故聯合國在上開決議中將心智障礙者與未成年人等同視之，禁止締約國對其判處或執行死刑。況立法者既未就殺人罪之法定刑，定為唯一死刑，並將無期徒刑 列為選科之項目，其目的即在賦予審判者能就個案情狀， 審慎斟酌，俾使尚有教化遷善可能者或心智障礙者保留一 線生機。上訴人具有長期精神病史，持有中度精神障礙之 殘障手冊，經原審法院囑託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下稱台大醫院）對上訴人進行精神鑑定，明確認定上訴 人罹患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屬於精神衛生法所稱之精神疾 病；另上訴人在偵查中被送至馬偕紀念醫院接受精神鑑定 ，於第一審審理中亦被送至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下 稱八里療養院）接受精神鑑定，甚至上訴人在九十二年間 犯前案後，經法院囑託，先後接受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台北榮民總醫院、國軍北投醫院、行政院衛生 署桃園療養院、台大醫院四度進行精神鑑定，歷次鑑定報 告書也一致認定上訴人罹患精神分裂症。上訴人之母親陳 鄭蜜並到庭證述：上訴人自幼年起就出現精神疾病症狀， 至九十九年十月犯案前夕，其精神狀態仍不甚穩定。因此 ，本案及前案合計共七份精神鑑定報告，均一致認定上訴 人罹患精神分裂症，足見上訴人之精神病情屬於慢性且從 未中斷，此一障礙狀況並持續至本件行為發生時。至本次 犯案後，上訴人先後接受八里療養院及台大醫院進行精神 鑑定，雖均認定其行為時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均未達顯著 減低之程度，不符刑法第十九條減輕責任能力之要件，但 上開鑑定報告亦肯認上訴人罹患精神分裂症，可見上訴人 確實為精神障礙者，殆無疑義。原審於量刑時漏未審酌上 開(1)西元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 會決議批准公布之「保障死刑犯人權保證條款」第三條規 範對於精神障礙者不得執行死刑；(2)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 會復於西元二○○五年之2005/59 第七項決議所有仍維持 死刑之締約國，不得對任何精神或智能障礙者判處或執行 死刑；及(3)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落實國際人權公約初次 報告之審查國際獨立專家通過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五十 七項，要求我國直到完全廢除死刑之前，對心理或智能障 礙者不得被判處死刑或執行死刑等意旨，逕以：「上訴人 縱有慢性精神疾病病史，惟其於殺害被害人林美玉時，既 未處於精神疾病發病狀態，自難僅因其係精神障礙者，遽 認不應判處死刑」為由（見原判決第四十六頁），而將上 訴人處以極刑，有無不適用上開法則之違法情形，即有再 事研求之餘地。 （二）次就我國刑法第十九條及第五十七條之規定論之，刑法第 十九條第一項係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因而欠缺辨識能力（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或控制 能力（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期待可能性，乃明 定其為無責任能力之人，而予不罰，同條第二項則屬於期 待可能性降低之態樣，亦即行為人之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 並無不能或欠缺，但因其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有顯著減低 之情形，法律上乃賦予審判者就該特殊人格者減輕其刑之 裁量；至於同法第五十七條係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 ，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十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所謂 「一切情狀」係指該條所列十款事項以外其他與被告犯罪 有關之各種事實情況與因素而言。前後二法條所規範目的 ，一為刑事責任能力之問題，一為刑罰裁量權之問題，迥 然有異。故在現行刑事訴訟法之架構下，法院對於刑法第 十九條與第五十七條之涵攝適用，屬於截然不同之程序， 不但程序上應分別進行調查及辯論，實體上也處於不同適 用脈絡。縱使被告不具備刑法第十九條減輕責任能力之要 件，仍應依同法第五十七條規定，審慎量刑。雖然刑法第 五十七條所例示之十款事由中，未將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 態列為量刑時必須審酌之事項，但觀諸同條以概括規定要 求法院應審酌「一切情狀」，以及被告精神狀態確實具有 減輕刑責之理由，法院仍應將被告具有精神障礙之事實， 列入量刑因素之中，避免量刑結果構成恣意剝奪生命權之 違法。故法院對於有精神障礙者予以宣告死刑，除應嚴格 審查行為人有無符合刑法第十九條之減輕事由外，並應再 依同法第五十七條審酌「一切情狀」，詳加考量，亦即須 兼衡精神障礙者於行為時及裁判時之心智狀態，確認與正 常人無異，未有悛悔實據，顯無教化遷善之可能，經從主 觀惡性與客觀犯行翔實審酌後，始得剝奪其生命權，使與 社會永久隔離，以昭慎重。原判決另以上訴人殺人時，其 精神疾病並未發作，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並未達顯著減低之程度，已不符刑法第十九條減輕 刑事責任之要件，而第一審於量刑時亦已審酌刑法第五十 七條所列各款科刑應注意之事項，認上訴人惡性重大、手 段兇狠，已無教化之可能，求其生既不可得，應與社會永 久隔離，檢察官求處死刑，第一審量處死刑，核屬罪刑相 當，並無濫用權利，或違反比例、公平等法則，上訴人縱 有慢性精神疾病病史，惟其於殺害被害人林美玉時，既未 處於精神疾病發病狀態，自難僅因其係精神障礙者，遽認 不應判處死刑等語。似認為上訴人於殺人時，既未處於精 神疾病發病狀態，不符刑法第十九條減輕刑事責任之要件 ，縱行為後仍在精神障礙狀態中，亦不必再將其有精神障 礙之事實，列入量刑因素之中，而可以判處死刑云云。將 刑法第十九條與第五十七條在刑事審判中分屬刑事責任能 力及刑罰裁量權之事項混為一談，其刑之量定，是否符合 罪刑相當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亦有重加審酌之 必要。 （三）就被告權益而言，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與應如何科刑，其 重要性無分軒輊。但刑罰得當，殊非易事；刑事訴訟法第 二百八十九條第三項規定當事人、辯護人於就事實及法律 分別辯論後，審判長應予當事人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 會，僅賦予當事人量刑範圍之陳述意見權，而非科刑範圍 之辯論，更不及於辯護人，於被告人權之保障，尚有未足 。依兩公約第八條規定政府機關應檢討主管之法令，有不 符兩公約規定者，應於施行後二年內，完成修正。司法院 爰研擬修正刑事訴訟法相關條文，計修正十二條、增訂二 條、刪除四條，共計十八條條文，以資因應。其中第二百 八十九條第三項原規定「依前二項辯論後，審判長應予當 事人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擬修正為「前項辯論 後，應命依同一次序，就科刑範圍辯論之，並應予到場之 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 並移列為第二項。為落實兩公約精神，在尚未完成修法之 前，至少對於檢察官具體求處死刑之案件，因攸關生命權 剝奪與否，一旦判處死刑定讞執行，勢將無法補救，為期 量刑更加精緻、妥適，審判長基於訴訟指揮權之行使，自 非不可曉諭檢、辯雙方就所調查與量刑範圍有關之被告科 刑資料（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第四項）等事項互為 辯論，再由合議庭綜合全辯論意旨並斟酌被害人家屬之意 見，選擇最為適當之宣告刑，期臻罰當其罪，並補現制規 定之不足。查檢察官起訴具體求處上訴人以極刑，第一審 及原審亦均判處上訴人死刑，原審卻未使檢、辯雙方就此 科刑範圍互為辯論，雖未違法，究難謂得當。 （四）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第四項規定審判長應於被訴事 實訊問後，始得就被告科刑資料為調查，將論罪事實與科 刑之調查程序予以分離，旨在避免與犯罪事實無關之科刑 資料影響法官認定事實之心證，而此所謂科刑資料當係指 刑法第五十七條或第五十八條所規定之內容，亦即科刑之 標準與基礎應如何具體審酌取捨之問題。此等資料雖以自 由證明為已足，但仍必須經過調查程序，使當事人、辯護 人等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故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條第三款 乃規定「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科刑時就刑法第 五十七條或第五十八條規定事項所審酌之情形」，否則所 謂審酌、記載於有罪之判決書，即失所據，自有判決理由 不備之違背法令。本件依審判筆錄之記載，原審審判長於 訊問被訴事實後，僅就上訴人之前科紀錄一項為調查，不 惟置原判決理由欄壹、三之（一）所審酌量處上訴人極刑 之其他科刑資料於不論，復將其中與本案犯罪事實無關、 屬於品格證據範疇之上訴人於九十二年間所犯殺人案件之 判決書、保安處分證明書、觀護人輔導紀錄、出監證明書 、監護處分函文等資料，於被訴事實訊問前即進行本案之 證據調查（見原審卷二第一五八至一六○頁），並採為量 刑準據之一，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均難謂無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