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欄將針對實務常見之重要爭議 與您分享
| 標題 | 傳聞法則、刑事訴訟法第379第10款、刑法第28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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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 2014-05-24 | 類別 | 刑事類 |
| 內文 |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5189號刑事判決要旨
傳聞法則固然係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而設計，但因反對詰問權並非毫無可替代性，故傳聞證據亦非一律無有證據能力，觀諸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法文中，列明「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一語即明，易言之，原則上雖無證據能力，然由法律預就某些符合或達於一定信用性之外部情況保障，或（與）捨此之外，無從期待能夠再有相同供述證據出現，確有使用既存傳聞之必要情形，特別規定其例外可以作為適格之證據；而依該法條之立法說明，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及第二百零六條等均屬此類法律特別賦予證據能力之情形。其中，證人之偵訊筆錄，依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係「除有顯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於立法例上，採取正面規範方式，原則上當然為適格之證據，祇於「顯有不可信」之嚴格限制條件下，予以除外，剝奪其證據能力；此所稱「顯有不可
信」，乃指毋庸費事調查，單憑外在或現有資料，作形式觀察， 已足以判斷缺乏「信用性」（不同於內容實際可採之「憑信性」）；又主張有此種嚴格限制條件存在之辯方，當須就此事由，具體爭執、指出原委，以便法院進行調查，倘竟無憑無據、空口白話，一概否認或泛言無證據能力，應認無可採取。再上揭證人偵訊筆錄證據能力之規定，並無以「必要性」作為限制要件，此與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關於證人之警詢筆錄證據能力，必須有此積極要件者有別，不容將之混淆。是法院肯認證人之偵訊筆錄具有證據能力時，不必贅言該項供述，如何具有使用之必要性，不生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問題。 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與事實之認定，俱屬事實審法院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指，觀諸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甚明。又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之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再同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款所謂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具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為有調查之必要性，且有調查之可能性，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基礎者而言；若事實已臻明確，或調查途徑已窮，自無庸為無益之調查，亦無未盡調查證據職責之違法可言。
刑法之共同正犯，係以行為人間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即克當之。以販賣毒品罪為例，舉凡看貨、議價、洽定交易時地、送貨、收款等作為，皆屬販賣行為之部分舉動，為該犯罪構成要件以內之行為，一旦參與、分擔，應成立共同正犯。又刑事法上集合犯之概念，乃指本質上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立法時予以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亦即就某些在 密切接近之一定時、地，所持續實行之同種類複次行為，依照社會通念，將之歸為一個行為，成為包括之一罪，給予一個刑法評價。是關於集合犯之判斷，除應考量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出於反覆實行之概括犯意外，尚應斟酌客觀上之法律規範本來意涵、實現 該犯罪目的之必要手段、社會生活經驗中該犯罪必然反覆實行之常態與社會之通念等因素。就販賣毒品行為言，既查嚴、罪重， 且不敢亦無法公然從事客觀上之犯罪目的，並非必須多次作為始 克達成，於一般生活中，亦難認持續販賣毒品乃屬常態，社會通念尤難容許一再違犯，一向採取從嚴禁毒態度之立法者，更無將之特別歸類為包括一罪之設計原意，自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以一行為一罪一罰處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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